后记

曹禺

　　应上海电影制版厂的邀约，我与万方改编《日出》为电影剧本。我想在这里说几句话。

　　多少年来，《日出》这个剧本，我总以为是1935年写的。最近问了巴金同志，才知是1936年写的。那年6月在巴金、靳以主编的《文学月刊》上，刊登第一幕。每月一幕，连续刊载了四个月。每到月半，靳以便来信催稿，象写连续小说一样，接到信便日夜赶写，写一幕登一幕，后来居然成为一本整戏。

　　当时写得很顺畅，不感到如何困难。动笔之前，有一个简略的大纲，心中早已酝酿着几个熟悉的人物。这些人物，在上的横暴荒淫，在下的受尽压榨，许多残酷的事实使我思索，使我愤怒。使我觉得必须打倒这个恶鬼当道的旧社会。我年轻，确实不懂革命的道理。我无能为力，只有写戏暴露它，公之于众，抨击它。我只想砸碎这个腐烂的人间，劳苦人才有出路。

　　那时，我不明白那种人吃人的社会是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必然产物。我只痛苦地感觉到这座箍得人透不出气的人间地狱，必须粉碎。在《日出》剧本的跋中，我引用一句古文“时日曷丧，予及汝偕亡”，我诅咒旧世界，象要嘶喊出血来。我发誓，情愿随这座牢狱的灭亡，自己与之共埋葬，不愿这个暗无天日的世界继续存在。

　　写《日出》之前，最早从心里发作的话是：“太阳出来了，黑暗留在后面，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，我们要睡了。”“睡”就是长睡不起，这个“我们”，出自陈白露口中，指的是那鬼蜮社会的操纵者和他们的殉葬人。我想，如果有这一天，象太阳升起似的，新的社会出现了，我将是如何狂喜，如何拥抱它，如何珍视它、保卫它！

　　新中国终于站起来了。人民不再受压迫，人民在搏斗中，取到幸福的现在和将来。这个胜利，是千百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斗得来的，是无数先烈为坚持真理流血牺牲得来的。我爱今天的中国，爱明日的中国，真诚地相信祖国有更光明的前途。

　　然而过去的苦日子是不能忘记的。认识了，理解了往日惨痛的历史，使我们更有决心为今天的好日子奋发图强，为来日的美好河山战斗不止。

　　因此，把这个剧本改编成电影，使更多的现众，尤其是青年，看一看过去被践踏的劳苦人民，过着如何求生不能、求死不得的日子，是一件应该做的事。

　　在改编为电影脚本的过程中，我仿佛又经过一次可憎恨的噩梦。同时，也感到无穷的喜悦，这场噩梦毕竟过去了，永不复返了。

　　改编使我逐渐回忆起更多、更远的往事。这个电影剧本把当时的社会写得丰富一些了，广阔一些了。舞台，作为表现的工具，无论怎样运用，究竟有一定的限制，不如电影灵活，那样变化万千，可以“呼风唤雨”，可以“撒豆成兵”。电影的天地确是广袤无边的。话剧《日出》有四幕和两个场景紧紧地箍着，在这里面。我挤进许多事与人。如今，变成电影本子，就感到松动多了。从前我在朦胧的意识中想到过却没有地方写进去的，现在可以由我从容地展现出来。自然，任何表现的艺术都有它一定的限制，电影也不例外。它也有它独特的规律与知识，这种基本知识的作用大约就是要“电影化”。

　　从一个舞台剧本一跃而为电影本并不是原来所想的那样容易。要“电影化”，也有个转化的过程，不是画个圈、就成一张面孔，点个点、就是一个活泼的蝌蚪那样简单。我反复想了多次，突破原来的旧框子，把舞台本的《日出》变为电影本的《日出》，倒是用了一些功夫。

　　这里要说明的，陈白露这个人物似乎比以前丰满了，占的篇幅多了，其余人物保存下来，又加了两三个角色。有些场面比较热闹，其中必然有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，那只好留待电影导演来勾勒、描写，我觉得无须在剧本上啰嗦。再有，就是剧本的夯歌，我改了一句，把原来的“要想吃饭，可得做工”，改为“往下砸啊，咱们弟兄！”当然，还有不少的改动，也可以说不少地方重新写过了。我多少可以肯定的，就是这些新写的戏，仍是根据我当时的生活知识。可见改编工作，也需要充实的生活。

　　有两个朋友读完了这个电影本子，他们都说它是个新创作，尽管主题未动，但与原来剧本的面目不相同了。他们对我说的话总是真诚的、坦率的、客观的。我也就认为这个本子不是照猫画虎，不是摆弄一点陈旧的玩意儿，冒充新货了。

　　我仿佛又进了一个天地。这个天地是新的，是亮堂的，是充满阳光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