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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学习SAT的困难让他感觉比物质条件差更难以忍受。用老师的话说，这是一场对智商和创造力的严酷考验，不仅要达到1.3万单词量，更要有异乎寻常的经验。这是一种“变态”的考试，所以只有先把自己折磨得变态了才能攻克SAT.“智商？我自知不行，物理竞赛高一时考得人仰马翻，后来拿一等奖也纯属侥幸，平时人家做一道题可以领会的东西，我必须做3道，甚至更多，每天熬到深夜才勉强跟上。经验？国内考SAT的人毕竟少，能淘到的辅导书屈指可数，想玩题海是不可能的，可是题海战术是我这种笨人在中国高中学会的唯一本事。”
想要将人家3年的功夫在一年之内做完，而且要做得出类拔萃，就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。“在新东方那地狱般的日子里，我白天上TOEFL和SAT课，下课还要回地下室招待所背单词，看英语书，每天300个GRE单词，美国大学历史系教材40万字一个月看完，每天不怎么睡觉”。他历数。
上网，买书，买书，上网，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他不惜一切代价地寻找尽可能多的SAT模拟题，没日没夜地和时间赛跑，“我知道命运给我的机会很有限，容不得我一丝的松懈”。
于长宽十余次往返于北京和大连，由于黄牛党的存在，没有一次是顺利买到票的，K683，T225每次都是没票，更戏剧性的是，早上就是排到整个队伍的第一名，还是会得到“没票！”的回答。有一次，由于时间紧张，于长宽千辛万苦从黄牛手里买的车票却让他晚了4分钟没赶上，坐在北京站的广场上他欲哭无泪。
现在想想，如果申请失败付出的大量财力和心血付诸东流，于长宽都会觉得心有余悸。“我知道如果放弃了，我会鄙视自己一辈子，一个人若是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就是背叛了自己的灵魂，我不想和这样的自己生活一辈子。”
没有被虐杀在报名中 笨办法也是巧办法
“我们同学都鄙视出国，老师也不支持，说把黄金当萝卜卖了。”一张嘴，于长宽就显出了他的幽默细胞。
在大连的中学里，留学的人还是凤毛麟角。大家印象里就觉得高中毕业出国是花钱买学历，很难上到排名前20的世界名校。所以大连多数优秀学生给自己设定的求学规划是，先考上北大清华，然后再考托福、GRE去美国读研究生。
虽然只有18岁，但于长宽显得比同龄孩子要理性很多。
他善于给竞争中的自己定位。“我的同学都是牛人，都全面发展，我要是和他们走一样的路，北大或清华毕业再出国，就得被他们活活踩死。”
从开始留学这条路，到备考SAT、报名、申请学校，于长宽形容是关口重重，“很多优秀的同学都被‘虐杀’在报名这一关！”
于长宽在申请名校的人群里可以说是“大熊猫”。
据了解，在留学申请的人中，最多的人修读的科目是生物，其次是经济、心理学、英文、政治科学。而申请者多数是英文更具优势的女生。于长宽选修物理，刚好躲过竞争“白热化”的领域，又是自己的最爱，自然，在录取时他显得稳坐钓鱼台。
于长宽并不健谈，除非说到美国名校。“斯坦福大学研究高能物理的直线加速中心，长3英里，占地456公顷，走出了5个诺贝尔奖得主。在100年内，国内是找不到这样条件的顶级大学的。”除此之外，其他名校的前世今生于长宽也能娓娓道来。
原来，他同时研究了19所大学，细致钻研5~6所。每一个大学在他脑子里都是一个体系。科研实力、建筑分布、申请关键等等，于长宽都熟记于心。
“申请价格被中介抬得邪乎，我可以将绝对价格压到3000元”，此时的于长宽眼睛里露出一丝狡黠，“我要帮你做要另外收费的，但绝对比中介便宜”。
“有钱就能出国留学”，这是当下很多人的观念。于长宽说：“有钱是能出国，但他们只能申请到百名之外的大学，对于一些国际顶尖知名大学，靠钱是申请不到的。”挑大学，于长宽属于“宁缺勿滥”型，要上就上最好的。
于长宽把这种申请的功夫归功于WORKSHOP（培训学校专为SAT高分学员开办的免费辅导班）。
那时，他以SAT高分成绩兴致勃勃地赶来北京，可一进教室就呆住了，100多人，黑压压一片，SAT都是2200分以上，可谓尖子扎堆。
“他们都是厉害的角色，论家境我最差。”这个辅导班是每周日上课，北京学生确实很方便。
“他们每周日上课坐地铁即可，我却要每周坐飞机、长途大巴、火车往返于大连北京之间，因为还要准备保送北大的考试，学校的课不能耽误。”
有时，飞机火车大巴连票贩子都没票，他就得坐临时的加车L81，L83.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老车厢，只有坐票，没有空调，为了给快车让道，走10分钟就得停20分钟，单程17个小时。有几次他甚至48小时内坐了30多个小时的车！有时一夜未眠夜里1点到北京，只能在麦当劳里趴着睡一会儿，有时凌晨回大连，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第二天还得上学。
每次坐这车，于长宽的父亲都会说，“也好，感受一下人间疾苦”。
罪是受大了，但渐渐地，于长宽发现这个“精英班”在迅速缩小，使用的大教室也变成小班授课了。那些看热闹的人走了，那些有北大清华保底的人走了，那些家里有资源容易出国的人也走了。“申请太难，不好玩啊。”最后一次课，教室里不到10个人。 | 
